□ 刘晓春
□ 2018年以来，中国企业形成新一波出海潮，呈现四个新特点：一是主体空前多元；二是各行业全方位出海；三是集群式产业链出海；四是出海规模庞大
□ 中国企业出海有望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变量，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一是形成以中国企业为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推动中国标准和规则国际化；二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快速实现产业升级；三是中国企业出海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国际上规模化产业转移和跨境投资的主要力量；四是因中国企业出海而产生一些挑战
□ 可从战略上全面支持企业出海发展：一方面，创新手段支持企业出海发展，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和资产安全，如重新审视资金的跨境流动、运用法规和政策手段支持与引导中国企业出海、从战略高度对出海企业的产业布局进行指导和规划等；另一方面，为出海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如从宏观金融管理角度统筹管理跨境资金流动、将上海建成出海企业综合服务中心、鼓励有境外机构的大型金融企业构建服务企业出海的综合服务体系、推动中小金融机构与大型机构协作共建出海金融服务链等
中国企业出海已成为一种速度快、规模大、覆盖面广的世界级现象。受多重因素影响，当前中国企业出海呈现全新特点，其模式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也有别于21世纪前20年大型跨国企业全球化布局及中国企业早期“走出去”实践。这一趋势不仅对中国企业自身发展及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也将对未来国际经济格局、产业格局等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企业要研究出海目标市场的法律法规、社会文化等，以解决自身的经营和安全问题。政策层面也应系统把握中国企业“出海”的整体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安全及对外关系的多重平衡。
一、中国企业出海新特点
2018年以来，中国企业形成新一波出海潮。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技术进步全面爆发，国内竞争日趋激烈，这一轮中国企业出海目的更加多元，形成了与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20世纪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和21世纪初跨国企业产业链全球化布局不同的新特点：
一是主体空前多元。20世纪80年代的产业转移，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虽有企业到发展中国家投资，但还是以产业转移为主，转移的目的地也相对集中。本轮中国企业出海，企业数量多，投资规模庞大，不仅有大型企业，还有许多中小企业甚至个人创业者，出海目的地遍及各大洲。
二是各行业全方位出海。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低端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本轮中国企业出海，既有低端产业，也有高端产业如新能源汽车、金融科技等；既有制造业，也有如电信类的基础设施类企业，还有如蜜雪冰城之类的餐饮行业、电商和科技企业；既有在国内已经非常成熟的企业，也有许多科技初创企业。
三是集群式产业链出海。中国制造业强大的竞争力源于无与伦比的产业链协同效应。部分企业试图在海外建立产业链，但出于文化、技术等因素，其协同效率与国内产业链相差甚远。因此出现了明显带有地区产业特色的中国产业链集群出海。集群出海，意味着整个产业链的主要企业、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甚至生产工人的输出。
四是出海规模庞大。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庞大，出海企业数量、投资规模两方面都会比较大。对于大多数中小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中国企业的进入能快速提升当地的产业层次。
二、中国企业出海的影响及趋势
中国企业出海有望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变量，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形成以中国企业为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推动中国标准和规则国际化。不同于以往中国企业参与跨国公司所组建的供应链、只能遵循别人的标准和规则，本轮出海是中国企业组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集群式出海，当地企业逐步加入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尤其是在中国企业原创甚至引领的新兴产业领域中，其标准和规则将自然而然以中国企业为准。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电信等基础设施都施行中国标准，在东南亚等地的数字技术领域，从技术路线、协作模式到工作语言都呈现中国化特征。
二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快速实现产业升级。对于相关国家而言，有望以较快速度实现基础设施升级和产业升级或工业化，在区域经济竞争甚至国际经济竞争中改变竞争地位。
三是中国企业出海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国际上规模化产业转移和跨境投资的主要力量。20世纪80年代由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成规模转移的情况将难再现，21世纪初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供应链全球化布局经过近几年的调整也已进入尾声，中国企业可能成为今后有能力有意愿将产业链进行全球化布局的主要力量。
四是因中国企业出海而产生一些挑战。由于各国体制、机制、文化、法律、历史、风俗等各不相同，不同国家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不同措施以应对中国企业出海大趋势。相信面对机遇，大多数国家最终会平衡短期压力和长期发展。中国出海企业带给目标市场的，不仅是企业的产能、实用高效的先进生产技术，更有相对完善的产业链和高效率的产业链协同能力。中国制造业之所以全球领先，不仅在于人工成本与庞大的规模，更在于技术平权化和高效率的产业链协同能力所形成的效率优势和成本优势。在全球不确定性增加的情况下，对于各国而言，应尽可能快速地提升制造业的技术层次、提高产业链协同效率、降低制造业成本，那么，借助中国企业出海的机会形成发展优势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中国企业出海，对各国而言，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要从长计议。
三、从战略上全面支持企业出海发展
出海是多重因素影响下的企业自发行为，其面临的挑战是可以预见的。出海企业应主动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尊重所在国的文化习俗、融入当地社会。因此，可从战略上全面支持企业出海发展。
1.创新手段支持企业出海发展，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和资产安全
1.1 重新审视资金的跨境流动
当前，中国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企业要积极布局全球，完善产业链和供应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资金的流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在海外拓展业务的正常需求，是经济活动全球化的自然结果。应理性看待资金的流入与流出。
1.2 运用法规和政策手段支持与引导中国企业出海
现阶段的出海，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企业行为。行为虽微观，但影响将是宏观的。助力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稳健前行，不仅要为其打造一个充满机遇的环境，还要确保这一过程的合规性和可持续性。这意味着调整和完善跨境投资与经营的相关法律法规，消除不必要的束缚。随着中国企业的规模增长，与海外企业、当地居民甚至政府的互动将不可避免地增多，可能引发的纠纷也将随之增加。应洞察先机，制定既保护企业利益又不违法国际法规的政策法规，在不干涉所在国内政的前提下，有足够而适当的手段和实力保护中国资产的安全。这能确保中国企业在全球舞台上自信而从容地展现能力。
与此同时，还要将在海外扩展的中国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因素。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运营，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的经济版图，也改变着目的地国的经济结构。这种双向互动，进一步影响着中国的国际关系，进而影响并塑造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环境。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企业和个人税收政策也可进行适应性调整，在鼓励企业出海经营的同时，鼓励企业和个人将利润与收入汇回国内，对于汇回国内用于投资的收入给予税收优惠。
1.3 从战略高度对出海企业的产业布局进行指导和规划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既要保证企业发展的空间，也要保证国家产业结构的战略安全。一方面，对于一些战略性产业、技术的出海制定规则，明确能否出海、如何出海、可以布局哪些市场等；另一方面，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稳步推进“反内卷”政策，不断完善国内营商环境，确保出海企业的技术之根、资本之根、管理之根、市场之根等牢牢扎在国内。
此外，鼓励贸促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服务机构与企业同步出海，与当地相关机构合作，为出海企业提供贴身服务。国内各类智库机构及驻外使领馆需协调分工，加强对国际上各个国家包括政治、历史、文化、经济、法律等的国别研究，建立公共数据库，既为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等提供决策依据，也为企业投资和经营决策降低调研与学习成本。
总之，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看，将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纳入经济战略和政策制定的框架内，是必要举措，国家政策应与企业行动同频共振。
2.为出海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中国企业出海呈现产业链、集群式、覆盖全球的特征，出海企业中既有大型龙头企业，也有大量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是全方位的。尽管部分大型金融机构已在海外开展业务，但大多集中在主要经济体的金融中心，覆盖面有限，业务品种也相对单一，尚未形成与中国出海企业的战略互动。与此同时，一些国家虽然出台了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也往往缺乏相应的金融服务配套措施。当地金融机构则主要遵循市场原则看待中资企业，不会存在天然信任，中资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难度更大。因此，金融服务中国企业出海，应从战略层面做一些适当的安排。
2.1 从宏观金融管理角度统筹管理跨境资金流动
过去，中国的跨境资金进出就是外汇资金的跨境流动，因此外汇管理包含了跨境资金管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跨境资金流动已不限于外汇资金的范畴；与此同时，随着大量企业出海并形成庞大的海外企业网和产业链、供应链，人民币和外币资金的跨境流动规模将更加庞大，流入流出更加频繁，人民币发行、流通管理也不能仅面对境内市场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外汇管理策略和仅面向国内市场的人民币流通管理策略，已难以满足当前的需求，应重构金融管理的思路和工具，实现内外资金流动的统一管理。这意味着，在保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应兼顾国内外市场，特别是中国出海企业，以及相关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发展需求。具体来看，信贷、保险、债券、资产交易、外汇买卖、跨境支付等相关政策都可根据企业出海需求及国际惯例进行适应性调整。
2.2 将上海建成出海企业综合服务中心
当前，国内虽已设有一定数量的境外金融机构，但其产品种类和综合服务能力都是有限的。回顾历史，无论是荷兰、英国企业走向世界，还是美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都离不开强大金融中心的支持。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独特的国际环境，且与历史上其他国家企业的全球化不尽相同，无法依赖其他国家的金融中心。应充分发挥上海的作用，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并在支持中国企业出海中体现并提升其竞争力和影响力。
具体来看，可将上海建成中国出海企业的投融资中心，出海企业可在上海募集银团贷款、发行债券、发行资产证券化等产品，甚至发行股票。出海企业可在上海投资各类金融资产，参与金融交易。建设非美元、小币种外汇交易中心。鼓励中外资银行合作，利用各类新型数字技术，多模式探索新型区域化跨境支付结算平台。探索建设司库服务平台，当前的出海企业中有大量中小企业，为应对目标市场外汇管理等不确定性，这些企业有在目标市场之外进行资金管理的需求，但其自身却不具备能力和资源进行专业管理。建设司库服务平台，既能解决中小企业跨国资金管理难题，又帮助其节省跨国资金管理成本。
2.3 鼓励有境外机构的大型金融企业构建服务企业出海的综合服务体系
目前，出海的中国金融机构以大型银行为主，其布局多集中于国际金融中心和主要经济体，与中国企业出海在区域覆盖上出现错位。同时，这些机构往往缺乏与中国企业出海相匹配的系统业务策略，境内外业务协同也有所欠缺。
面对中国企业产业链、集群式出海，大型银行应超越传统的“一企一策”的服务模式，制定针对不同集群的、境内外联动的综合服务方案，并提供涵盖授信、结算、司库管理、零售服务等业务的一揽子服务模式。在部分领域，还应探索境内外中资银行间及中外资银行间合作服务模式。因此，大型银行应完善境外机构布局，调整内部体制机制，构建服务企业出海的境内外综合服务体系。此外，大型保险公司、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可适当加大境外布局力度，及时为中国出海企业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2.4 推动中小金融机构与大型机构协作共建出海金融服务链
在集群式产业链中，企业出海需要的往往是链式的金融服务。大型金融机构难以全面覆盖集群式企业出海的所有金融需求，中小金融机构往往无力独自服务集群式企业出海。在此背景下，中小金融机构可遵循市场化原则，积极参与到服务链中，依托自身灵活性提供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还可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参与外汇交易、银团贷款、跨境贷款和跨境资产等投资，从而与大型机构形成功能互补、协同服务的合作格局，共同构建完整、高效的企业出海金融服务链。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高金智库）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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